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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发布日期:2017年09月14日 20:26  来源:党政办公室 


文/丁德科 王昌民


摘自《中国产经新闻》2017年9月14日第3版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同志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研究、总结和概括,系统深入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相结合,集当代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深刻回答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并阐述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这生动、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广阔视野,运用并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伟大历史性贡献,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同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的观点,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论断,强调人民主体地位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又是对毛泽东依靠人民群众思想和群众路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人民主体地位思想是他治国理政的根本宗旨,贯穿于他的治国理政思想中。一方面,“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另一方面,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动力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和人民的力量。习近平人民主体地位思想也体现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中,体现在“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发展内涵中,体现在“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发展要求中。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成了“形态研判——发展理念——战略布局”的系统发展思维。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以准确判断我国发展的基本形态。“‘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习近平同志充分肯定了发展的意义在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习近平同志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经验概括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一方面强调“五大发展理念”,一方面把创新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和核心位置。习近平同志关于创新发展提出了五个要义:一是“第一动力”;二是处于“核心位置”;三是系统全面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四是成社会风气;五是人才乃创新的“第一资源”。习近平同志的创新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关于发展的内容和路径,习近平同志提出“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关于发展的战略布局、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习近平同志系统地论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问题,指出这是中国在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治国理政总方略,是实现科学发展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社会改革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对改革意义,习近平同志作了系统阐发。一是中国发展靠的是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开放。二是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三是以改革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四是强调改革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关于改革思想的方向性,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改革思想具有严谨的系统性。习近平同志认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一是构成“六位一体”改革总体布局。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设置于一个总体框架下来部署和安排。二是明确改革重点和核心工作。鉴于国情特点未变、基本矛盾未变、国家的国际地位未变,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我国推进改革的突破口。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三是从整体上把握“六位一体”改革总体布局中各项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社会主义制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习近平同志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保障。因此,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一是坚定制度自信。“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二是坚持制度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三是发挥制度优势,“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问题,习近平同志认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五、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同志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方向:通过改革创新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显著标志”和先进性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创新的内在动力,是党保持清醒、加强建设的关键所在。习近平同志说:“党的十八大作出了一个判断: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基于这样的判断,习近平同志提出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一是把握主线,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二是坚持原则,从严治党。改革创新党的管理制度、治理机制和纪律约束;三是全面建党,不仅包括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更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四是增强自我能力建设,自我净化、完善、革新、提高等四种能力;五是建设目标清晰,即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执政党。习近平同志强调“党要管党”问题。一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二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改革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加强党委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三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人才队伍建设。四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组织设置创新、领导班子建设创新、工作机制创新、党员教育管理创新。五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六、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同志把依法治国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联系起来,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放在“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布局之中,对全面依法治国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做出科学的阐释,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发展,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我们在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全局性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可靠保障。(2)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们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3)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目标指向是“建设法治中国”。习近平同志认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必须坚持五项原则: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4)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策略。主要是指三个方面: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5)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宗旨是维护人民权益。习近平同志强调法治建设要回应人民群众期待。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6)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体现在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基本原则中。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把公平公正贯穿在执法全过程中;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这种价值追求体现在“科学立法”中,“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这种价值追求体现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中。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要更好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发挥我国司法制度的特色、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7)习近平法治思想突出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习近平同志指出:“宪法是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8)习近平法治思想注重法律实施。法律实施必须从如下六个方面入手。加强宪法实施,从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严格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要公正司法,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引导全体人民树立对法律的信仰,遵守法律,在全社会形成宪法至上、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9)习近平法治思想高度重视法治改革。习近平同志认为,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他列举了三个方面的问题:法律法规本身的针对性、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执法方面的问题,社会成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观念和维权意识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法治改革的问题导向,直面法治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回应人民群众期待,提出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10)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从严治党纳入法治轨道,注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

七、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1)“中国梦”具有目标导向、精神支柱和凝聚力量的文化功能。习近平的文化思想以“中国梦”的话语表述,用有精神感召力的文化符号凝聚人心。“中国梦”作为文化符号,作为理想和价值追求,具有三种文化功能,目标导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精神支柱:民族复兴梦必然伴随着中国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凝聚力量:“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2)中国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习近平的文化思想以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概括为重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精神标识和时代价值。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正确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生存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国思想文化凝结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的核心特质是“崇尚和谐”。“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深深溶入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中国思想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给予共产党人以有益的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可从三个方面阐述:一是弘扬优秀民族精神,打造中国精神力量。二是培育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三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时代新风。习近平同志认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3)文化自信是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习近平同志说:“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创造活动和文化创造成果,来源于文化艺术作品和历史典籍中承载的思想、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精神,来源于中华民族无数英雄人物所表现的英雄气概、民族性格与民族独立意识,来源于民族团结所凝结的民族智慧和民族认同意识。(4)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习近平同志主张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他着重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5)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同志从五个方面论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意义。一是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二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狠抓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弘扬传统美德等方面,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三是要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四是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把中国文化基因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并以当代的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通过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通过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通过塑造我国的文明大国形象,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五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六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还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问题导向。“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6)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须“把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批评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广大文艺工作者还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7)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国际话语权。习近平同志的文化思想突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核心理念,从五个方面阐述建设文化强国的要义:坚持文化宣传的党性和人民性,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强调文化自信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强化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

八、习近平外交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外交思想,可从五方面概括:(1)“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习近平同志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习近平同志“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既是对列宁“和平共处”理论的运用,又是对毛泽东“独立自主”理论的运用,也是对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理论的丰富。(2)“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自由人联合体”理念的丰富和发展,创新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习近平认为,“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新挑战。”这样的格局需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自由人联合体”理念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项建议:一是世界各国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二是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三是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应该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四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五是要构筑尊祟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3)“一带一路”倡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观念创新。习近平同志从马克思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深刻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明确发出的中国倡议,是中国领导人在对“世界历史”“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新特征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中国方案”,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追求的是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4)“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与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全面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其要义在于:一是明确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方针:“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二是与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要讲“真、实、亲、诚”。三是与拉美国家推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四是与阿拉伯国家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的“丝路精神”。五是“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5)“文明包容、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文化动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外交工作中,习近平同志提出“文明包容、交流互鉴”的观点。他指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习近平外交思想还包含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亚太梦,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倡导“理性、协同、并进”的核安全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丰富内容,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作者系陕西省渭南师范学院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基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心、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实践示范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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